
林彪的专利
有时候,某些地方、某些部门或某些国有企业,只要因人为的原因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,付出了高昂代价,官员们在总结教训时,往往总是将造成的损失说成是“付学费”。有了这个托辞,那些难辞其咎的官员不但可以逃避责任,而且还将错误、甚至罪行粉饰得冠冕堂皇。不但官照当,而且这种“学费”还可以一路付下去。原来我十分佩服把受损失说成“付学费”的发明者,但究竟是谁,在什么时间发明的就不得而知了。近年来,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,我终于知道了,这个经典词语是曾经位居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林彪,于1962年,在有名的“七千人大会”上,讲出来的,而且别出心裁地作了一番非常精辟的阐述。为什么1962年要召开“七千人大会”,林彪在会上又是如何讲的呢?事情得从头说起。
1958年,毛泽东在成绩面前头脑开始发热,为了加快建设速度,他脱离实际,违背经济发展规律,亲自树起了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“三面红旗”,并由此形成一条急躁冒进、大刮“共产风”的“左倾”路线,加上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、瞎指挥和弄虚作假,到1960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。农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,河南、山东、甘肃尤为严重。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王任重在河南信阳调查后,在一次讲话中说:“我到光山(信阳下属的一个县)去看过,房屋倒塌,家徒四壁,一贫如洗,人人戴孝,户户哭声,确实是这样,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,这是真的。”实际上,有些地方的情况比他描述的还要惨。
农村的灾祸很快影响到城市。1961年全国计划征粮720亿斤,到了11月,时间已经过半,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%多一点。一些城市已经因缺粮而发生骚乱,连京、津、沪三大直辖市的粮食供应也出现全面告急,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。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,化解危机,度过难关,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962年1月召开一次县委书记以上(含县委书记)的五级干部会议。加上出席会议的全国重要厂矿党委书记,会议人数达七千多,会期长达28天。其规模之大、人数之多、时间之长,既是空前的,恐怕也是绝后的。
会上,首先下发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,让大家学习讨论,之后,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除陈云外,都在大会上讲了话。刘少奇在讲话中,把造成当时困难的原因大胆的归结为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,并主动承担了责任。连一向自负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或多或少有些自责 。周恩来、邓小平都十分谨慎地对“三面红旗”表了态。并就自己主管的工作不同程度地承担了责任。朱德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挨了批,这次怕惹祸,他的讲话曾两易其稿,发言时,却抛开讲话稿,有意避开敏感问题,只讲了些反修正主义的空话。林彪的讲话与其他常委绝然不同,他在高调赞扬“三面红旗”之后,说了这样一番惊人之语。
“两三年以来,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。这种困难,是多方面造成的。特大的自然灾害,连续的自然灾害,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,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。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,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,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。
我们在物资方面,工业生产、农业生产方面,减少一些收入,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。我们有失的一方面,也有得的一方面。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,暂时还看不清楚,我们应该相信,我们所得到的经验,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。……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,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。一个小孩子,从小学起,一直到上大学毕业,十七、八年的时间,他什么也没生产出来,相反地,尽吃、尽穿。但是他学了以后,就会起很大作用。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资和时间,不让他学,那么他就不行。
我们军队现在不打仗,也经常要打枪,打炮,打了不少炮弹、子弹,飞机、坦克、兵舰上花了不少汽油。人就在那里练,而且弄得很疲劳,半夜起来练,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?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,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。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,本事就能转化为物质,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,而是几倍、几十倍、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。所以,我们要看到,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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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一年多来,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,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,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,对全国出现的困难形势,认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所以他不断地作自我批评,不断地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说,因为我们缺乏经验。林彪居然在七千人的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启齿的说法——“付学费”,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。因为在“付学费”的名义下,任何主观上的失误,任何决策和工作上的错误,都是不可避免的,都是可以原谅的,都可以不必追究责任。显然,“付学费”的说法不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而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诡辩。林彪这番让毛泽东听起来觉得舒服的讲话,对毛泽东产生了及其负面的影响。不但使他增强了坚持“三面红旗”的决心,还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、特别是刘少奇产生不满情绪。为“文化大革命” 种下了祸根,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而林彪也因此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,不久就取代刘少奇,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。
其实野心家林彪早就想要抓住一切机会,利用一切机会,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。他在如何迎合毛泽东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他妻子叶群在《林彪谈话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黑格尔说:何谓伟大人物?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。一零一说:何谓当代伟大人物?一号利益的代表者(应声虫)。(注:一零一为林彪的代号;一号为毛泽东代号)在另一则笔记里他说:“要把大拥、大顺作为总诀,要仿恩(格斯)之于马(克思),斯(大林)之于列(宁),蒋(介石)之于孙(中山),跟着转,乃大窍门所在。要亦步亦趋,得一人而得天下。”看了这些,我们就不难理解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,为什么会有那样表演了。
当然林彪的发明还很多,譬如《毛主席语录》天天读、“最最敬爱的”、“最最伟大的”、“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等等等等。不过这类发明只有他和少数追随者曾经获得短暂的利益,时过境迁就没用了。唯独“付学费”之说对有些人来说,还一直有着利用价值。因此,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比林彪更早的发明者,那“付学费”的发明人就应该是林彪。他虽然早就不在人世,却完全应该享受这一发明的专利权,只是林彪生前中国没有开办申请专利业务罢了。现在该谁来为他申报专利呢?我认为那些常用“付学费之说”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人,就应该替林彪申报这个专利;不要害怕有人来争,即便往后有证据证明“付学费之说”不是林彪的首创,但是,他能把弄得国家经济几近崩溃,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的这份严重的过失,说成是很有意义的“付学费”,这也算得上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创新。仅凭这一点,他获得专利权也是当之无愧的。
大漠云游客 2008.7.5
注:本文所用史料取自《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》一书,青年出版社出版,作者张素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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